还有一位父亲的，我没有见过，我也不想公开他的姓名，他的儿是买死猪的为首者，他与前面三位父亲的比较起来，行为截然相反。那天晚上，他找到宁乡县公安局局长谢树南，说了许多请求宽大理的话，他趁谢树南起给他添茶时，留下一个装有2000元人民币的红包，赶忙离去。当这2000元人民币退回他手上时，我不知他脸上有无愧。

苦力赚钱，什么都不怕。他以为儿听了他的话，不会再了。昨天，派所的人到了他家，他才知儿背着他，不仅给别人运死猪，还参与了买死猪。他又气又恨，昨夜儿回家，他狠狠地骂了一顿，今天，天一亮，就将其送到了派所，等待作理。

我与他谈话时，他已把小儿李立辉送到了派所，大儿李月辉不知去向，找遍了所有的亲友家也不见踪影。他表示：他的小儿李立辉尽只有16岁。关派所，他不心痛，国家法律，犯到哪里，就要办到哪里。他一定要把李月辉找回来。临尾，他重重地叹息：“崽大父难啊！”

与吴明清比起来，李正明显得年轻多了。他今年43岁，1968年应征伍，1970年党，1974年复员回乡，担任过生产队长、会计。改革开放年代，他担任村办预制厂的负责人，家里建起了一栋上下十间的楼房，全家人有吃有穿。他没有想到，他的儿李月辉、李立辉，背着他在公路上买死猪。派所将传唤证发到家里，他才知。他觉得自己未尽到当父亲的责任。长辈的，单是给后代创造资财富还远远不够，还应创造比资财富更宝贵的东西。平时，李月辉、李立辉不学法，不懂法，看电视尽是看的打打杀杀，一不看电视新闻，二不读书读报，简直像个盲人聋人。他要是早些搞好这方面的教就好了，就不会这违法的事。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，他与我对面而坐，太地照来，他脸上却布着一层寒霜。他说：“我是共产党员，受党培养多年，应该为党工作。可养了这样两个孽，尽给党添麻烦。唉……”

此案如何判决？有关当事人将受到何理，我不想作更多的赘述。因为案情已经摆明，人人都有权作判决，尽你不是法官，也许你本不懂得法律条款，但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良心、德的法，每个人都懂得掌握正义的天平。只要你是一个有血有，有肝有肺，知善知恶，会恨会的人，你的判决就不会有丝毫差错。所以，此案究竟如何判决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能否从中悟什么？九十年代的年轻人，与父辈们比较起来，有了文化科学知识，掌握了先技术，又生活在宽松自由的空间，还拥有父辈们创造的基业，切不可望膨胀，断送一切。勤勤恳恳事，正正派派人，才能甜甜的生活。否则，将被不义之财掩埋、淹没。这样的人生又有何意义呢？！

喇叭，喇叭歌。

最后，我想告诉人们：如今，无论运猪车，还是其它车辆，均能平安地通过喇叭，白天黑夜都一样。司机们每每经过喇叭时，总是有节奏地响喇叭，如河般悠扬，似山般雄峻，充分表达了他们对宁乡县公安侦查、联防队员的钦佩和激之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