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明节又快来了，对于回家，这大概成了我唯一的理由。父亲去世已有五年，我一直未曾为祭奠父亲写过一言半语，我觉得父亲是一本书，而非是一篇文章。在父亲生前，我曾写过一bu书名为陈荣桂与陈永贵。

陈荣桂即是我父亲。

此书chu版后当地引起了热议，说陈荣桂怎么能给陈永贵比呢？人家陈永贵是一国总理，陈荣桂算老几呀？是的，从这点上讲，父亲确实算不上老几，我让父亲高攀了，也让陈永贵屈尊了。让“二陈”都受了委屈。我父决不认为这是什么荣耀大寨一些书贩子，因为陈荣桂的名字在前陈永贵在后而不敢销售。但一bu分人却通过各zhong关系前来索书满足好奇心理。也有一大批老干bu，看了此书之后，痛哭liu涕，长期积怨消除了，病好了，jing1神shuang了，说死也瞑目了。这本书真正说chu了真相，给他们平反了

也有人说陈永贵活着被人利用，死去仍被人利用，又让陈荣桂利用了一把。

其实“利用”二字放在父亲shen上纯属冤枉，父亲不知“利用”的妙chu1，所以他一生靠边。到了晚年也就不可能鸿蒙大开，突发“歹心”以此捞什么政治资本，来抬高自己的shen份，一个与死亡对抗过的人，虚荣对他来说还很重要吗？在他心里更重要的是维护当初扛抢革命最终要抵达的目的。不过，父亲一生被冤屈所统治，这么一点小冤，伤不了他毫mao一gen。如果有“利用”之嫌，那就是作者，他的女儿我了。写这bu书也不是父亲的主意，父亲只相信党组织为他平反，从没有企图让人为他著书立说，他脑壳里gen本没有这个概念。

严格来说“二陈”一书不是传记，而是对昔yang政坛的是是非非作一表证。因为昔yangchu了大寨，同时学大寨与反大寨成了两派的分水岭，父亲被打成是反大寨一派，而父亲从1957年回到昔yang，任组织bu一副bu长，当时陈永贵还是在县里集中培养的农业典型，而父亲第一次奉命下乡考察工作还就是到了大寨。第一次见陈永贵，陈永贵握住父亲的手说：“你是国家的功臣，没有你们打江山，就没有咱们的今天”那时昔yang干都除去办理公务，每年下乡劳动288天，当时陈永贵很欣赏父亲犁地的技术，彼此jiaoliu的很热烈。据说当时在县里开会点陈荣桂的名陈永贵应声，点陈永贵，陈荣桂应声，彼此闹了不少笑话。大家称父亲是功臣，称陈永贵是劳模，彼此gan情很rong洽。后来农业学大寨刚开始，南来北往的参观团涌向大寨，父亲领着参观团一天不知要爬多少次虎tou山，父亲对参观团说：我叫陈荣桂，今天我领大家参观大寨

哗——所有的目光都落在父亲shen上，所有的脖子都吱吱嘎嘎扭过来：陈永贵？陈永贵亲自带我们参观？父亲就耐心解释：我叫陈荣桂，荣誉的荣，桂冠的桂。大寨陈永贵呢，是永远的永，富贵的贵。经这么一说，所有的目光都暗然失se，所有的脖子都扫兴地缩了回去。父亲始终是县政府领导班子的成员，为大寨成全国学习的榜样心存自豪，这毕竟是昔yang政坛共同的“杰作”！所以我一直纳闷父亲后来怎么就突然反了大寨，而此罪名连父亲也莫名其妙。

如果为父写传，我认为父亲最该书写的不是建国后，而是建国前，父亲参加了“刘邓”大军，经历了抗日，解放，援朝三大战争，在朝鲜战场上彭德怀将军亲自授于大尉军衔。他一生最为骄傲的是：shen经百战shenti没穿过一颗子弹，没留一个弹yan，他完好无损地jiao给了自己的亲人，并娶妻生子，他说，比起一片一片死去的战友，他足够了。所以，在此后的冤屈，仕途的起落，权力大小，地位高低，金钱多少对父亲都不起任何发酵作用。

写此书的起源，是河南文艺chu版社，我的责任编辑李恩清先生，对大寨很gan兴趣，他在问起大寨的时候，我给他讲了我父与陈永贵之间的许多啼笑皆非的事，他的“商人嘴脸”立即暴lou，说陈荣桂与陈永贵，一个县两个相似的名字，还有这么有意思的故事。一定是本畅销书。然后又听我说，父亲当时被打成是反“大寨黑帮之一”他就拍案叫绝，然后一锤定音。这位老兄决定了此事像个cui命鬼，一天数次电话，我只好答应他先采访，看有无要写作的冲动，然后再说。

结果采访我父亲，父亲所说的一切平淡如水。把过去的一切都归为时代产wu。好像把他被打成“反大寨黑帮”不是冤屈，而是一段经历。他认为这是一bu分人争权夺利所致，是一个人必须要付chu的代价。他一开始就知dao自己没有错，是非终究会分清。这是父亲的信念，虽然牺牲了一生的仕途，但足以让他欣wei的是在有生之年随愿讨回了公正的说法。在父亲这里，我并未找到写作的冲动。但我知dao了父亲成为“黑帮”是因为他说了几句公dao话。在“十月事件”发生后，他是专案组长，奠定了他以后必须是“黑帮”的gen由。其本质上父亲没有汇入帮派ti系当中去，因为他是从bu队回归的干bu，gen本就是局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