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来我又走访一位“十月事件”之后，新领导班成员玉龙先生，他说我们到昔工作后，了解到你的父亲，他所持的不仅正当，而且正确！他是个持真理的人，咬住真理不松的骨

昔县重新建立领导班时，父亲任财贸长职务。

不团结问题搞到登峰造极的时候，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五日，在昔县召开第五届党代会上，一分人串通好，为县委书记外县人抹灰灰脸，让他自动退昔政坛，把外县人及异己分包括父亲踢领导班，选上“自己人”会议的一切章程打，开的全是小会。陈永贵当时很茫然，说：“天遭灾、家遭灾、开会也遭灾。”刚从洪涝灾害中来，不团结问题又泛滥成灾。言明陈永贵不仅没有参与此次活动，而且对拉帮结伙充满反情绪，与父亲的观是一致的。

地委特派员觉得不对劲儿，通报了上级，引起了关注，为此，一九六四年九月间，省、地委掌握了昔县宗派活动的情况，十月间“四清”运动试放在昔，八千“四清”工作队驻昔的村...的村村寨寨。对昔“宗派活动”省、地、县三级机构建立了专案小组，这次事件在一九六四年十月行，因此就叫“十月事件”上级经过一个一个调查取证，搞清父亲一贯作风正派，从不隐瞒观，敢于而与歪风邪气作斗争，对同志持“五湖四海”的观，不仅不是团伙成员，而且还是原定县委委员被谋串通成候补委员，是这次谋活动的受害者。因此被上级定为“十月事件”县级专案组组长。

这次事件在定时，有人认为是反党集团，有人认为是反党宗派活动。上级征求父亲的意见时，父亲说反党集团帽太大，反党分也不成立，实质是本县与外县之争。他认为是，本位主义或是宗派主义。经过再三酝酿，专案组认为：背着党搞非组织活动，拉拢分散选票，破坏组织纪律，有反党质。最后三级综合定为：“反党质的宗派活动”

搞宗派的没受到分，只疏散到各县任职。

当然，如果父亲顺杆爬过去，承认自己当年的“迫害”行为，也许仕途是另一番景象，但父亲只知立正稍息，不知见风转舵，是非分明是他内心的最原则

人。

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个老实少言的人，他不通世故，事简捷练，什么问题在他手经过都是一加一等于二。在战场上是个带踩地雷的人，在政界是个被人算计的角。可是我没想到父亲在他的同事心里有着至的声誉。是的，古往今来，有多少人为人情低，为权力低，为金钱低，然而又有多少人为真理低的呢？

而真正让我产生写作冲动的是在我寻访当时“十月事件”专案组副组长，文化革命最大的受害者张肇荣所产生的。当时找到张老先生，他问清我是陈荣桂的女儿，知我来要什么，一生不向邪恶低的汉，竟是失声痛哭，我被怔住了！看着他搐的努力想克制自己的情绪，但又很困难。我耐心地等待他稳定了情绪，他说，你父亲是个正直人，公人，我们外县人在昔受气，全凭你父亲为我们说话，到后来不是他救我早没命了

昔“十月事件”的来历，起先是本县排斥外县，到后来闹不团结，搞团团伙伙，当时父亲也是本县人“团结”的对象，可不适时务的父亲却认为：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，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，外县人到本县来搞工作，不应该排斥，应该与本县人一视同仁才对。

在这之前陈永贵和外县来的两任县委书记关系甚好。但宗派成员回到昔一夜之间改变了陈永贵的态度。昔的政权被当年的“宗派”夺了权，宗派们也就成了扶植大寨的功臣，苦心扶植大寨的两任县委书记都被打倒，尤其是把陈永贵从省劳模扶植到全国劳模的外县书记张怀，已调外工作，不仅被打倒，而且从外边揪回来成了反大寨的黑帮，而父亲这个“十月事件”专案组组长，理所当然成了反大寨黑帮。

我的泪倏忽而，并对父亲肃然起敬！

这个时候陈永贵从省劳模，通过一九六三年洪劳灾害自建家园，成了全国劳动模范。之后，泽东提“农业学大寨”的号召，学大寨运动盛行二十余载。于是大寨村成了小中南海，大寨路成了小长安街。大寨人成了至无上的公民。

就因此话，父亲成了“异己分”

而父亲成为“反大寨黑帮”是文化革命初始，政坛大，那些疏散到外县的宗派成员从各方回来，为“十月事件”翻案，说“十月事件”是迫害革命的事件，而且他们自己把自己从“反党质的宗派活动”提升成“反党分”更显得苦大仇。要想翻案，先得夺权，夺权者必须是革命者，怎样证明自己是革命者呢？在昔只有争取到主席的好学生陈永贵才最能证明自己是革命派。